一、两种根本用法
“科学”在今天是一个国人耳熟能详、妇孺皆知的词汇，但它的含义却相当含糊。在不同的语境下，它指称着十分不一样的意思。
大体说来，在现代汉语的日常用法中，它有两个根本的方面。
一种用法是指某种社会工作，指称一个人群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这个人群便是科学家或许科技工作者，这项工作便是“科学”。我国现在实行“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这里的“科”字，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运用的，意思是说，要依靠科学技能专家以及他们所从事的科学技能工作来复兴国家。
另一种用法是指某种价值判别。“科学”经常指对的、正确的、真的、合理的、有道理的、好的、高档的。比方咱们说“你这样做不科学”，是说这样做不对、不正确、不应该。比方咱们说“决议计划科学化”，是指决议计划要合理化，不能片面蛮干；比方咱们讲“科学开展观”，是指某种合理的、均衡的开展观，纠正某种唯 GDP主义的开展、竭泽而渔不计成果的开展、导致两极分化的开展，等等。
简而言之，关于“什么是科学”的问题，榜首种用法回答说：“科学便是科学家们做的工作。”第二种用法回答说：“科学是好东西。”
为什么“科学家们做的工作”便是“好东西”呢？为什么指称某种工作的用语一起具有某种正面价值判别的功能呢？这是由于这项工作给我国公民留下了深刻的正面印象。要讲清楚这件工作，需求回到我国近现代史的大布景中来。
二、科学：夷之长技
一部我国近现代史是“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史（李泽厚语）。
所谓“救亡”，是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屡受西方列强欺负，我国人随时面临着亡国灭种之危机，因此，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富强成为我国近现代史的重大主题。
所谓“启蒙”，是说我国近现代史是我国告别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前史，在这个过程中，自在、相等、人权等观念需求引入，理性的思想办法和民主的政治体制需求树立，人的现代化是“启蒙”的核心内容。
就“救亡”而言，人们很快就找到了西方的“科学”。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我国依然是国际上首屈一指的大国。据英国闻名经济史家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1820年的时候，我国的GDP占全国际的32.9%，这一优势直到 1895年才被美国超越。麦迪森的数据测算存在一些争议，但即便考虑这些争议，咱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在西方与我国交手的头半个世纪，我国一直是一个经济大国。
然而，这样一个经济大国为何总是败于列强之手呢？原因在于，我国的军事不行，国富而兵不强。兵不强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军事制度落后，另一个则是军事技能落后。榜首次鸦片战争之后，先进的我国人马上意识到了后者，认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是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而“坚船利炮”的背面，是强大的工业以及现代化的科学与技能系统。所以，从1861年开端，清政府中的开通势力在全国掀起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社会改进运动，史称“洋务运动”。
林则徐在1842年的一封信中，谈到西人之所以战胜的原因是兵器先进：“彼之大炮远及十里以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炮，连声不断，我放一炮之后，须曲折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魏源于1844年出版《海国图志》，书中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正式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标语，并且把夷之长技规定成“船坚炮利”以及军队建设办理之技。
对夷之长技的坚信，贯穿着全部的近现代史。这也是我国公民从血的经验中总结出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揍”。而所谓落后，便是军事技能上的落后。对军事技能的推崇，直到今天依然支配着我国人的强国梦和潜意识。对航母、对宇宙飞船的渴望，依然几乎是今天的全民共同。一个半世纪以来，我国公民饱受欺负、屈辱，对西方军事科技及其背面的现代科技系统推崇有加。这是我国人“科学”观念背面不行忽视的布景。
一个杰出的表现便是，我国人心目中科技不分、科技混用、科技相提并论。普通我国人谈科学情不自禁地用“科技”一词，但是一旦谈起“科技”其实指的是“技能”。政府也一样。事实上，我国政府并没有“科学部”，只要“科技部”，而科技部则主要是技能部或许技能经济部。假如做一个民众认知查询的话，咱们可以发现，今世我国人所认可的最规范的科学家应该是钱学森，由于他代表着强大的军事能力。人们都喜爱传达这样的说法，一个钱学森抵得过五个师的兵力。
三、科学：来自日本的西方词汇
“科学”并不是汉语固有的一个术语，古文献中或许可以爬疏出偶尔呈现的“科学”字样，但意思必定是“科举之学”，并且极为罕见。在现代汉语中广泛运用的“科学”一词，实则来自日本，来自日本人对西文 science一词的翻译。
日本文字中很多选用汉字，但发音与汉语不同，意思也不尽相同。我国现代向西方学习不是直接向西方学习，而是经由日本这个“二传手”。原因大致有三。
一来我国缺少西方言语的翻译人才，很多西文作品不能直接立即译成中文出版发行。传统我国对文字过于讲究，虽然有西来的传教士，但他们的中文写作水平还不足以独自担任翻译工作，所以，西学东渐早期的西方作品翻译都是传教士与我国文人协作进行，这样就极大地约束了西文作品的汉译规划和进展。
第二个原因是，日本引入西学较早，并且日文吸收外来语能力较强，西学日化工作既迅速又规划大，加上日本离我国近，留学生多，近现代我国人都借日本向西方学习。
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我国人阅览日本文献十分简单，哪怕是根本不了解日文的人，读日本的书也能了解个大概。
1898年戊戌变法失利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船上读到一本日本小说，发现居然满纸汉字，意思也知道差不多，于是在根本不通日文的情况下开端翻译日本小说。说是翻译，其实只不过把日本人选用的汉字根本照搬过来罢了。就这样，从19世纪末期开端，在我国掀起了一场向日本学习西学的热潮。确实，经过日本学习西学简单学，见效快。
很多向日本学习的成果是，现代汉语遭到日本言语的巨大影响，一大批西方的学术术语均从日本转道而来。有人乃至以为，现代汉语中的人文社会科学术语有70%来自日本。这些术语很多充斥在咱们的日常言语之中，必定现已深刻地影响了汉民族的思想办法。日本这个民族在文明底蕴和思想深度方面有其局限性，现代我国的文明建设以如此大的规划和强度建基于日本文明，真实值得各行各业的有识之士再三反思。
现已有不少人从多个视点提出了一些学科的译名存在的缺陷。比方用“哲学”译西文的 philosophia，没有译出西文“爱”（philo）“智慧”（sophia）的意思来；相反，“哲”是“聪明”，“哲学”实则“聪明之学”，这就降低了西文philosophia的高度。假如选一个更适宜的词，或许“大学”更接近 philosophia的高度和境界。《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颇有西人“爱”智慧的意思。
严复当年就对很多选用日译词汇提出了严峻的批判，这些批判均着眼于日译词汇实际彻底偏离了汉语原本的意思。他对立把economics译成“经济”而建议译成“计学”，由于“经济”原本是“经世济用”“治国平天下”的意思，而economics仅仅指理财经商，把原来的语义缩小了；对立把“society”译成“社会”而建议译成“群”，对立把“sociology”译成“社会学”建议译成“群学”，由于“社会”原本是“村庄社区祭神聚会”的意思，而society意思要愈加广泛、愈加抽象；对立把“philosophy”译成“哲学”建议译成“理学”，对立把“metaphysics”译成“形而上学”建议译成“玄学”，对立把“evolution”译成“进化”而建议译成“天演”。但很可惜，这些更为精到、更为地道的严译术语，最终都遭到了否弃。
让咱们回到“科学”。自明末清初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学问以来，我国人一直把来自西方的天然知识比如natural philosophy、physics等译成“格致”“格致学”，或为了差异起见，译成“西学格致”。徐光启当年就用了“格物穷理之学”“格致”“格物”“格致学”“格物学”“格致之学”等术语来称呼来自西方的天然知识系统。格致者，格物致知也，是《大学》里边最早提出的士人功课，所谓“格物、致知、诚心、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人多用朱熹的解读，以为它是指“经过研究事物的原理然后获得知识”。用我国文人比较熟悉的词汇去翻译西方的词汇，难免打上了太深的我国意味，并且也简单混淆。
20世纪头20年，西学术语的翻译大体有三种办法，一种是我国人自己提出的译名，以严复为代表，第二是直取日文译名，第三是音译。“五四”时期流传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便是音译，其中德先生指的是democracy（民主）的音译“德谟克拉西”，赛先生指的是science（科学）的音译“赛因思”。最终淘汰的成果，日译名词大获全胜。今天的科学、民主、自在、哲学、形而上学、技能、天然等词全都采纳了日译。
1897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列出了《科学入门》和《科学之原理》两书，大概是“科学”这个词作为英文science一词的汉译，首要呈现在中文文献之中。梁启超、王国维、杜亚泉等人开端频频运用“科学”一词，示范效果很大。特别是杜亚泉，他于1900年兴办并主编了在当时影响十分大的科学杂志《亚泉杂志》，“科学”一词从杂志创刊开端就成为 science的定译。另外，严复在1900年之后也开端运用“科学”来译science，影响天然十分显着。
20世纪头十年，“科学”与“格致”并存，但前者逐步代替后者。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命令全国取消“格致科”。1915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我国留学生任鸿隽等人兴办了影响深远的杂志《科学》。从这一年开端，“格致”退出前史舞台，“科学”成为science的定译。
1959年我国科学社被逼解散，机关刊物《科学》杂志于次年停刊。1985《科学》杂志复刊，今天依然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周光召院士和白春礼院士先后任主编。
把science译成“科学”显着没有切中这个词的原来意思，相反，用“格致”倒是更恰当一些。science原本没有分科的意思，代表“分科之学”的是另一个词discipline（学科）。不过，日本人倒是抓住了西方科学的一个时代性特征，那便是，自19世纪前叶开端，科学进入了专门化、专业化、工作化时代，数、理、化、天、地、生，开端走上了各自独立开展的道路。反观日本人比较熟悉的我国的学问，却都是文史哲不分、天地人贯穿的通才之学、通人之学，所以，他们用“科学”这种区分度比较高的术语来翻译西方的science，显现了日本人精明的一面。
日译“科学”一词根本沿袭了英语 science自19世纪以来的用法和意思，它默认是指“天然科学”（natural science）。咱们的“我国科学院”并不叫“我国天然科学院”，相反，其它的科学院则要加限定词，如“社会科学院”“农业科学院”“医学科学院”等。这也是自19世纪以来，西方科学与人文相分手、并且愈行愈远最终走向“两种文明”的实情。
这样一来，现代我国人经过日本人这个二传手，承受了19世纪以来以英语国际为基调的西方科学观念：榜首，它是分科性的；第二，它首要指天然科学。假如加上前述的“夷之长技”，现代我国人的科学观念中还可加上，第三，它必定可以转化为技能力量然后首要提升军事能力。
毫无疑问，这样的“科学”观念，仅仅西方前史悠久的“科学”传统的“末”，而不是“本”。要由这个“末”，回溯到西方科学之“本”，需求费很大的力气。本书的余下几章，就要做这个工作。
四、科学：代替性的意识形态
前面提到，一部我国近现代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史。在救亡运动中，科学作为“夷之长技”被引入、被爱崇。在启蒙运动中，科学则进一步上升为代替性的意识形态。只要认识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科学，才能了解咱们在本文一开端提出的问题：何以某个人群（科学家）所从事的工作（科学）可以直接作为正面价值判别的术语（“好的”）。
一部近现代西学东渐史，也是一部科学由“技”转化为“道”、由“用”转化为“体”的前史。
即便在急迫的救亡时期，要想大规划地引入科学这种“夷之长技”，也需求一个适宜的理由，由于科学这种本质上属于外来文明的东西，与本地文明实则方枘圆凿。
我国传统文明尊道而鄙技，往往把新技能贬称为“奇技淫巧”。所以，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以为大规划引入西方科技的理论根底。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说，维护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名教、社会制度，但引入西方的科学技能以开展经济、富国强兵，解决民生问题。或许说精力文明取我国传统的，物质文明取西方现代的。又或许说，中学主内、西学主外；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但是，在学习和引入西方军事技能的一起，人们认识到光是学习军事技能是不够的，也学欠好，有必要首要学习包含数学、地理、物理学、化学等在内的西方科学理论；要想学习好西方的科学理论，就有必要把握西方的科学办法和科学思想办法；而西方的科学办法和思想办法，就必然会挑战我国传统的思想办法和文明传统。
洋务运动近四十年中，上述逻辑充分发挥了效果。比及1895年甲午海战落花流水，洋务运动宣告破产之时，人们终于认识到，我国的落后不仅仅“技不如人”，而是全方位的落后，包含政治制度、公民本质、思想传统，都需求来一场革命性的改变才行。
这个时期，对传统文明的痛恨，成为有志之士的共同。文明虚无主义开端逐步笼罩我国的思想界。这个时候，“西体西用”的思想开端占上风，要代替早年的“中体西用”。而在这个“西体西用”中，科学始终处在核心位置。这里的“西用”，指的是树立在现代科学之上的西方技能；“西体”，指的则是科学国际观和科学办法论。
自严复以来的启蒙思想家们一方面强烈抨击我国传统文明之弊，另一方面开端以科学为根底建构自己的救亡图强的理论系统。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陈独秀、胡适，这些启蒙思想家都不是工作科学家，他们的方针都是为了创建一个有别于我国传统的新的人文和社会思想系统，但他们偏偏都把他们并不熟悉的“科学”作为他们的立论根底。何以故？
我国传统文明价值系统全盘破产之后，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价值真空，客观上要求一个新的价值系统加以代替。科学作为西学中为国人最敬佩、也相对最简单承受的部分，就由“用”转为“体”、由“器”进为“道”。这里当然也还有我国传统“致用”思想在起效果，由于与西学中的其他东西比起来，科学似乎是最能解决问题的。
胡适说过：“西洋现代文明的精力方面的榜首特色是科学”“咱们或许不容易崇奉上帝全能了，咱们却崇奉科学的办法是全能的”。（参见“咱们关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情绪”一文）科学脱离开了详细的研究工作，上升为一种崇奉，从此，作为影响了20世纪我国社会进程的强大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就登上了前史的舞台。1923年，胡适在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的序中这样说：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庄严的位置；不管懂与不了解的人，不管保守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开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情绪。那个名词便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共同的崇信，终究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咱们至少可以说，自从我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开毁谤“科学”的。
《科学与人生观》是一本论文集，搜集的是当年那场闻名的科学与人生观大论争（前史上也称之为“科玄论争”）中发表的文章。这场论争以科学派大获全胜告终，也宣告了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位置的牢固确立。实际上，这种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五四时期的新文明运动中现已十分明显而杰出。在新学与旧学、文明开通派与文明保守派、政治革命派与政治反动派之间，“科学”成了前者当然的旗号。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是这样热心歌颂科学、抨击我国传统文明的：
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贷弃于地。战斗惹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剖析。菌毒感染，更无闻焉。……凡此无常识之思想，无理由之崇奉，欲彻底治愈之，厥维科学。
新文明运动的另一思想首领胡适，虽然与陈独秀持有大不相同的政治观念，也高举科学之大旗：“咱们调查咱们这个时代要求，不能不供认人类今天的最大职责与最大需求是把科学办法使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五十年来之国际哲学》）
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要求国民党党员们读我国古籍。他说：“我也以为这《大学》一书，不仅是我国正统哲学，并且是科学思想的先驱，无异是开我国科学的先河！如将这《大学》与《中庸》合订成本，乃是一部哲学与科学彼此参证，以及心与物并重合一的最完备的教本，所以我乃称之为‘科学的学庸’。”（《科学的学庸》）
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明是科学的。它是对立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建议脚踏实地，建议客观真理，建议理论和实践共同的。在这点上，我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可以和我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天然科学家，树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树立统一战线……”
咱们看到，不论政治立场有何不同，不论他们实际上把握了多少现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影响着我国 20世纪前史进程的前史人物们，都把科学默以为“好的”东西。这便是今世汉语里“科学”一词第二种用法的前史由来。
五、小结
今天在我国人中耳熟能详的“科学”一词，实际上来自日本学者关于英文science的翻译。这个译名表现了近现代西方学术与传统我国学术的一个重要区分，但并没有切中science的根本意思以及它所代表的西方思想传统（进一步的剖析，见本书第二章“西方科学溯源:希腊理性科学”）。假如依照汉语“望文生义”的阅览习惯来了解这个词的话，肯定会走偏——可能会过分地强调“分科”概念。
今天我国人的科学概念中，有两个杰出的特点：
榜首个特点是，把“科学”作为任何范畴（不管是政治范畴仍是日常生活范畴）里正面价值评判的规范，这是 20世纪科学主义意识形态长时间起效果的成果；
第二个特点是，倾向于从实用、使用的视点了解“科学”，倾向于把“科学”混同于“科技”，“科技”混同于“技能”，对“科学”自身缺少了解，这既与我国近现代承受西方文明特定的前史遭受有关，也与我国实用主义的文明传统有关。
要真实了解“科学”，咱们需求进入西方的语境，由于“科学”原本便是来自西方的、为西方人特有的一种东西。